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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论文旁征博引，推论严谨，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。每一篇论文，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，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。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，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，形成独特的创见。让你拨云见日，豁然开朗。在研读过程中，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“学术共同体”的存在，他们彼此支援、借鉴与启发，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，环环相扣，众人拾柴，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。

    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，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。比如徽州丝绢案，研究它的学者很多，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。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，彼此不通，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。

    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只是一个转述者、一个翻译官。我的职责，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，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。

    所以这本书的诞生，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。

    在《学霸必须死——徽州丝绢案始末》中，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、章亚鹏、李义琼、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。其中秦庆涛将《丝绢全书》全书做了点校注释，是整篇文章的基础；章亚鹏、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，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；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。

    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，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。她是这样说的：“希望你能用妙笔，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，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，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。这，也是我的心愿。”

    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，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婺源《保龙全书》这本基础史料，这才有了后续的《笔与灰的抉择——婺源龙脉保卫战》一文。

    在撰写《谁动了我的祖庙——杨干院律政风云》时，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。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，还与我讨论很久，使我获益匪浅。

    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》的主要参考书是《后湖志》，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。他以古稀之年，将深藏故纸堆中的《后湖志》整理点校出来，实在令人钦佩。《后湖志》版本稀少，存本质量差，里面还有大量俗字、错字、漏字，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。像这种冷门史料，即使校对出来，也鲜有人问津，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。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：“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，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，只要有益于世，便于愿足矣。”

    除去他们之外，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，篇幅所限，不能尽列。总之，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，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，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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